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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李峰著,刘晓霞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3月出版,312页,128.00元


继《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和《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之后,《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李峰先生新近在国内出版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本书的英文版最早在2013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收入“亚洲历史的新研究”丛书出版,在2014年出版修订本,此后又出版了韩文版和繁体中文版。本书的题目为“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但其内容不仅包括了早期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还可以从中读到与政治制度、官僚机构、经济技术、战争、法律、思想、信仰等各个领域有关的内容。由于李峰先生兼具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以及东西方学术的功底,不仅治学非常严谨,而且极为关注各个研究领域中最为前沿的研究成果,因此书中看似信手拈来的一句话、一段表述,多是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中最新研究成果的综合表达。正因为如此,《早期中国》自2013年出版后,就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简体中文版出版后,三联书店亦以此为契机,召集了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在内的学者和李峰先生一起举办了题为“比较视野下的早期中国”的新知大会,对“早期中国”的概念,“早期中国”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早于夏纪年的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中国”和商周时期的“早期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国的“早期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早期国家”的比较,以及所涉及的相关理论问题等,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这些评价和讨论,为我们阅读和理解这本著作起到了非常好的引导作用。

从中国近年来出版的许多考古学著作和历史学著作的标题,都带有“早期中国”或“中国”看,就知道李峰先生的这本著作所聚焦的“早期中国”是国内学术界目前非常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方汉学界就开始出版名为“早期中国”(Early China)的学术杂志,并在1999年出版了由著名汉学家鲁惟一和夏含夷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李峰先生任教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也于2002年创办了“早期中国讲座”,这些都显示出“早期中国”研究亦是海外汉学家关注的话题。这些活跃在“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中外学者,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早期中国”的定义,以及对“早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解。与此前中国学界和西方汉学界大多数学术著作不同,李峰先生在这本书中所定义的“早期中国”始自新石器时代前仰韶时期的公元前6500年,一直到东汉结束的公元220年。之所以将东汉结束的公元220年视为早期中国的下限,而不是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将秦统一视为早期中国的结束,是因为李峰先生认为公元220年经常被(不准确地)看作中国进入佛教时代的标志,而秦统一之后一直到东汉结束,应该是孕育了早期帝国的时代。李峰先生对于早期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分期,既没有采用考古学常用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划分,亦没有使用史前、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的断代方法,而是以其对早期中国发展历程自身特点和本质的深入理解,提出了“早期中国年代表”。这个年代表把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前仰韶时期,一直到东汉结束之时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早期农业社会”“早期复杂社会”“早期邑制国家”“领土国家”和“早期帝国”等不同发展阶段。而本书的结构,则采用了以此前中国学术界所不见的一种全新形式。各章节均是围绕着若干设定的主题展开,若细细品味本书各章节的题目,就可以发现李峰先生抓住了每一个时期最主要的特点和问题,并以此为读者构建起了一个完整、贯通、充满自身内在逻辑的早期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李峰先生的这本著作,虽然没有涉及关于某个问题的微观研究,但是他对考古材料的娴熟运用和对各学科研究成果的高度概括,并将它们纳入其构建的早期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框架,足以显示他的宏大格局和学术眼光。许多对当前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重要问题的表述,看似举重若轻,背后其实是他长期的、深厚的学术积累。如关于时下中国考古学界讨论极为热烈的“二里头文化”与夏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目前对于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国家级别的社会,其所拥有的政权和财富,都达到了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任何社会都无法匹敌的水平。但是这个国家级别的社会是否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以目前的发现与研究看,既不能证明,也不能排除。

再如,作者认为春秋时期是“华夏”这一代表中华民族的概念形成并被明确表达的关键时期,而这一概念的形成与西周崩溃和周王室东迁所造成的北方地区少数族群从西北高原向西周旧地流动的移民浪潮有关。由于这种移民在整个春秋时期都在持续,原本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群在地理空间上不得不与少数族群混居,这时他们更加需要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来强调自己与北方少数族群的区别,西周国家内部的共同起源即赋予了他们共同的身份——华夏。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表述与通常我们所认为的由于戎人侵入西周腹地,给西周王室带来严重的威胁,迫使周王室东迁的认识不同,而是明确提出了西周的崩溃和周王室东迁是“因”,北方地区少数族群的南下与东进是“果”,可以说展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观察问题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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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峰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中国早期国家经历了商和西周时期的“邑制国家”、战国时期的“领土国家”和秦汉时期的“早期帝国”这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他多年来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其中最为精彩的当是对“邑制国家”的表述。李峰先生指出,同样都是“邑制国家”,商和西周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商王朝的领土由一个个可能称作“邑”的聚落集合体组成,生活在不同“邑”中的居民既有商人族群,也有当地的土著族群,各个“邑”的首领分别是商人族群的首长和当地族群的首长。安阳的商王朝和认可商王霸权的“邑”之间的政治关系是通过协商达成的,商王的权力则来源于其所具有的霸权式的军事力量。商王通过不断显示其军事实力以使当地族群臣服于商朝国家,当外来敌人侵犯这些“邑”时,他亦需通过军事行动来保障生活在“邑”中的居民的安全。因此,商朝国家是一种政治关系较松散的霸权式“邑制国家”。西周时期则有不同,虽然西周国家也是以“邑”的形式存在,但是周王通过在地方上建立封国来管理这些“邑”并保卫西周国家。派往这些封国的诸侯或是周王室的宗族,或是与之联姻的姻族,这些封国的基本社会单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组织。周王的权力被认为是来自周王朝的真正建立者——文王,周王将政治权力授予地方封国的诸侯,使后者成为他在地方上的行政代理。因此,西周国家是以亲族关系为基本秩序建立起来的、以“代理原则”为基础的“邑制国家”。

李峰先生还特别指出,西周时期的“邑制国家”可以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有层次的网络,其在地缘政治关系中有两个重要的含义:第一,国家并不是一个由明确的边境线所划分的完整的地理区域,而是由在其控制下的许多“邑”的实体组成;第二,由于国家是作为一群群的“邑”而存在的,因此在国家所认为的“领土”范围之内还有许多空间地带,而属于不同地方封国的邑在空间上也多有重叠。西周时期“邑制国家”的这种基本形态,是我们理解春秋时期发生社会转变的新的出发点。西周灭亡后的列国战争使地方封国之间互相争夺靠近自己的敌邑,作为对新征服土地的管理,楚、秦、晋等国开始在这些地方设“县”,使其从传统“邑制国家”的土地分配体系中抽离出来,并由国君亲自任命行政官员对其进行管理。“县”作为一种新的行政组织,填充了原封国内那些空间地带,进而各封国之间形成了明确的边境。同时,“县”的出现也使在“邑制国家”中原本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广大社会平民逐渐脱离了与宗族的关系,转变为国家掌控下的“编户齐民”。因此,“县”不仅仅给传统的宗族制度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各封国也在不断为新征服的土地设“县”并将其置于国家中心权力控制之下的过程中,使自己逐渐成为拥有明确边界线的领土实体,成为战国时期的“领土国家”。而“领土国家”所具有的领土完整性,及其拥有的直接控制、管理这些领土的国家中心权力,都为“早期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必要基础。

安阳发掘者——头戴刚从1004号商王墓中出土的青铜头盔。


作为考古学者,我深知考古学研究的局限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除非考古学资料本身具有明确的人物、年代或事件的记录,大多数的考古学研究是通过观察、分析古人活动所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来获得对古代人类社会较为宏观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因此虽然考古学研究最终致力于解释历史问题,但也只能“走近历史的真实”,而非“走进历史的真实”。而历史学研究因为有大量的文献记载,有些详细的描述甚至使人感到就像和古人共处在同一个时空,很多具体的人物和事件都会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文献记载也会因各种原因缺失,或充满偏见,有时甚至还会失真,这些都会导致基于文献的历史学研究产生偏差。那么将考古学的证据和研究成果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尝试说明一些重要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便不仅可以将考古学的研究上升到史学解释的层次,也会使历史学研究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这也成为当下考古学者和历史都孜孜以求的学术境界。

记得在2013年,李峰先生作为吉林大学匡亚明讲座教授履职期间,为考古学科和历史学科的师生做了十几场非常精彩的学术讲座。在其中一场名为“关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再思考”的学术讲座中,他提到曾经有人问他这样的问题:“你是一位考古学家,还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回答首先是,“我不知道(I don’t know)”。继而答之,“我不在乎(I don’t care)!”我在阅读《早期中国》的过程中,对李峰先生的这两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李先生在充分运用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书写材料如甲骨文、金文和简牍的研究成果,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的文献记载等,全部纳入到一个充满内在逻辑、统一的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解读中,既有对考古学材料的深入分析,又有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娓娓道来,为我们诠释了考古学和历史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完美结合。可以说,《早期中国》让我们看到,考古学与历史学,作为科学,不应该也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分离过。

《早期中国》的最初版本主要面向西方读者,因此它所引用的文献和推荐阅读书目,基本都是用英文发表的研究成果,它们的作者亦以西方学者为主。这些文献让中国读者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优秀的学者和我们一样,在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并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和学术地位。这不禁让我们期待另一番景象:当我们打开一本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著作,可以在引用文献和阅读书目中,看到大量中国学者的名字和中文著作。这意味着,那时,中国学者在世界学术的舞台上,将和西方优秀的汉学家一样,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拥有话语权和相应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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